在北宋之前，历代所流通的货币皆为 “硬币”，从贝壳、铁钱、铜钱到白银。到了北宋中期，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为便于携带，在四川地区率先出现了由商人发行的纸币，名为 “交子”。这可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它既能在市场上流通，又可兑换钱银，使用起来十分便捷。

天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024 年 1 月 12 日），北宋太后刘娥设立益州交子务，正式发行官交子，这一天不仅被视作交子的诞生日，更是人类历史上纸币的诞生日。然而在这之后的千年里，纸币的发展起起落落，在古代始终未能取代实物货币，历朝历代也难以建立起国家信用，让纸币顺畅通行。

宋朝除了有 “弱宋” 之称，还有 “富宋” 的别号。宋朝的铜钱铸造量堪称历朝之最，宋太祖开宝年间，仅升州（今南京）就铸钱三十万贯，比唐代的年铸钱量还多。而到了宋神宗元丰年间，年铸钱量更是高达五百万贯，超过了明朝铸钱量的总和。

可如此庞大的铸钱量，却未能缓解宋代一直面临的钱荒困境。除了苛捐杂税、私家藏匿、民间私铸、铜钱外流等因素，钱荒反而促使了纸币的诞生。但纸币的出现，又进一步加剧了钱荒，对宋朝的经济和政治产生了连锁影响。为何本应是好事的纸币，却带来了负面效果？纸币诞生之初，整个社会又是怎样的状况呢？

“交子” 为何迅速贬值

“交子” 诞生于四川，“交子” 这个称呼源自四川当地俗语，是票证、票券的统称。四川地区是专门的铁钱使用区，市面上流通的都是不太方便的铁铸钱。

北宋一方面禁止蜀地使用铜钱，另一方面又将蜀地的铜钱收缴入京。后来虽解除了铜钱入蜀的禁令，却不许铁钱出川。这导致四川人较少使用铜钱交易，而铁钱存在笨重不易携带、容易仿造且轻重不一、价格低廉易磨损等诸多问题。此外，宋初朝廷已有茶券、盐券等汇票的使用，在此背景下，本地官商为了让交易更为便捷，最终促使了交子的诞生。

起初，交子由益州（今成都）知州张乖崖联合当地十六位豪民联保发行，共同承担兑换责任，以三年为一期，期满后用新交子兑换旧交子。这本质上是一种以民间组织为主导的金融行为，完全依靠自我监管，难以避免超发多发的问题，最终民众因无法兑换而闹到官府。

当地官府只能下令强制关闭民间交子铺，这一举措引发了民间的不满。身为四川人的太后刘娥，对家乡问题极为关注，于是安排能吏前往四川治理金融问题，最终设立官方机构，正式发行官方交子，这便成为官方发行的第一种纸币。

交子由私转官后，发生了诸多改变。发行限额从无到每界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同时设立了准备金，明确了新旧交子的时限，同样以三年为一期，还增添了多种防伪手段，并设置了固定面额。宋朝在交子的相关设定上，有着实际考量。

例如准备金设定为三十六万缗，官方考虑到水火灾害、盗贼偷抢、纸币沉淀等情况，加上收兑过程中的折损，准备金恰好为一届限额的三分之一，理论上完全能够支撑交子的正常运行。官方还可在交换新旧交子时收取铸币税，且新旧交子互兑能减轻兑换现钱的压力，保证交子持续流通使用。

然而到了北宋中后期，交子面临巨大压力。原本交子是为解决四川地区的货币问题，并非全国性政策，但逐渐地，其流通地域超出四川，发行权也拓展到陕西与河东。随着发行与交易范围的扩大，交子遭遇了纸币货币面临的最大难题 —— 超发，纸币发行量远远超出准备金的限制。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 年），第十三界交子增发六十万贯，用于支援陕西。在第二十二界和第二十三界交子兑换期间，朝廷因资金短缺，直接下令造下一界的交子，却未收回上一界的交子，相当于多发了一界。此后更是随意超发，宋哲宗和宋徽宗带头破坏制度，致使交子迅速贬值。为稳定市场金融秩序、恢复纸币价值，宋朝朝廷并未进行改革调整，而是将 “交子” 更名为 “钱引”，自此宋朝的纸币进入钱引时代。

“钱引” 为何不断超发

钱引推出后，扩大了纸币的流通地域，其发行范围涵盖京东西、淮南、京师等地，并逐渐收换除川、闽、浙、湖、广诸路之外的地区。在第四十三界交子与第四十四界交子兑换时，正式更名为 “钱引”。

钱引的使用贯穿两宋，即便政权迁移，钱引这种货币制度也未崩溃。从大观三年（1109 年）起，至端平元年，钱引共发行了五十六界，历时一百二十年。实际上，从钱引开始，交子才真正在宋朝全境流通，成为通用纸币。

钱引推出初期，由于依旧采用无准备金的发行机制，信用度不高，发行量大幅减少。大观四年，张商英复任宰相，改变蔡京的做法，恢复交子旧法，引价逐渐平复，金融市场趋于稳定，国家信用得以重塑。至靖康元年（1126 年），钱引开始稳定流通。为稳定钱引，宋廷着实下了不少功夫。

绍兴十四年，四川宣抚副使郑亨仲创设 “称提钱”，用现钱或政权、金银、官告、度牒等兑换流通中的纸币，以此减少流通量，稳定纸币价格。同时，扩大钱引的购买范围，钱引可用于购买官府专卖的盐、酒等货物。此外，稳定兑换期限，确保三年一次的新旧兑换，增强民众信心和政府信用。

各地政府依据本地实际情况对钱引的使用进行改革。例如，张浚以知枢密院事宣抚川陕时期，召集理财高手赵开总管四川财赋。赵开面临着艰巨任务，即要保障当地军费开支。但当地百姓已被赋税压榨殆尽，再增税极易引发民变。于是赵开转变思路，从政府税赋入手，规定百姓可用钱引缴纳官府的各项税赋，还能用钱引向官府购买银绢。这一举措稳定了钱引的官方法定价值。

另一方面，赵开了解当地情况后，开始大量增发钱引，使钱引发行量达到四千一百九十万缗，远超之前的二百五十万缗。川地因使用铁钱，相比其他地区，铁钱易生锈，不便保存和携带。

在有钱引和铁钱的情况下，人们一般不会储存铁钱，也不急于将钱引换成铁钱，大量钱引因此留在百姓手中，这反而抑制了钱引超发带来的通货膨胀。与其他地区超发导致的灾难不同，赵开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使钱引得以平稳流通，同时解决了军费和财政开支问题。可以说，纸币的稳定为宋朝经济的繁荣提供了额外助力。

北宋南渡变为南宋后，钱引不断增印。绍兴年间，印发限额从之前的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增至二千万缗以上，之后更是增加到五千三百万缗，新旧兑换时限变为十年。宋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 年），钱引发行量高达十二亿缗以上，如此肆意发行，使得钱引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

千斯仓钞版拓片，这是最早出土的宋代钞版，是研究宋代纸币的重要资料，目前国内仅存五张。

“会子”“关子” 与宋的灭亡

交子的重点在于流通，而会子则聚焦于兑换。

1161 年 3 月 11 日，南宋政府发行了以铜钱为本位的纸币 “会子”。纸币面值分为壹贯、贰贯、叁贯 3 种，后来又增加贰伯文、叁伯文、伍伯文 3 种，通行于东南各地。

会子发行初期，未考虑分界与发行额，随着发行量不断增大，给民众带来诸多不便。当时，会子与铜钱并行，铜钱自身价值远高于纸币，且易于保存，人们普遍选择储存铜钱而使用会子消费。

会子一到手便马上被花掉，这表明人们对会子信心不足，一方面深知这种纸币必然贬值，又无法阻止朝廷借各种机会强制推行，所以家家户户都留存铜钱、金银等，这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

宋朝朝廷也曾尝试治理这种状况，例如宋孝宗曾计划取消会子的流通，但因隆兴北伐等军费支出，只能继续强制推行这种纸币，无奈仿照钱引建立分界和限额。民众和朝廷都清楚纸币难以长久，只是权宜之计，国家信用得不到认可。对外战争导致会子超发，以及为回笼纸币实行的钱会中半制度，加剧了钱荒。

民间和官方都大量储藏铜钱，百姓为获取能与会子搭配使用的铜钱，不得不折价出售会子购钱，致使会子贬值得更加厉害，形成恶性循环。宋朝朝廷的应对之策，只能是继续大量超发纸币以应对贬值，到宋理宗末年，朝廷废除会子 “界” 的限制，到了第十八界会子时，通货膨胀迅速加剧，直至会子无法流通。

两宋之交还出现了一种纸币叫 “关子”。起初，宋廷财政匮乏，通过出卖官告、度牒、紫衣、师号、茶盐钞引等方式吸收民间资金。关子是会计、贸易、税收、支领货物的一种凭证，用于购买朝廷出卖的各种官方项目。关子原本类似汇票，旨在节省运费开支，实现异地兑换。

虽然有见钱关子，宋廷发行量在一百三十万缗左右，但对于众多商人而言，借关子直接兑换茶盐香钞引获取专卖利润，见钱关子兑换现钱的意义不大，因此关子逐渐成为购买茶盐钞引的支付工具，直接参与到官方的专卖体系中。

见钱关子超额发行，导致关子价格贬值，但榷货务兑换钞引却不折价，这造成了严重的财务亏损。与此同时，随着钞引的增发，茶盐无法按时兑换，商人对关子逐渐失去信任，开始冒险贩卖私盐私茶，这使得宋廷收入锐减。

关子逐渐不再被使用，直到景定四年（1263 年），权臣贾似道模仿南宋初年的币值，打造了全新的见钱关子。此后，金银见钱关子、铜钱关子、金银关子等各种名目的关子纷纷出现。

这种关子与之前的关子已无关联，更像是交子、会子那样的新纸币。其目的并非解决市面上的金融问题，而是继续掠夺民间财富，最终这些纸币随着南宋的灭亡而消失在历史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