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写作须有大局意识

文/安永杰

站位不高，就看不远。精于局部，无视大局，就成不了大事，甚至南辕北辙。

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这就是说，我们对待事情不能局限于事情本身，要联系它的起因、环境、后果，要看到它在整体事态中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杂文是一种“寓褒贬”的文学作品，褒什么、贬什么，怎样褒、怎样贬，这就既有一个立场问题，也有一个分寸问题。而立场和分寸的把握，就是我们在杂文写作中须具备的“大局意识”。

关于立场和分寸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得很明确，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文化，是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文化，是有别于一切以个人利益至上的旧文化。毛泽东又专门讲到在根据地的杂文写作和“国统区”的杂文写作应有所不同，他要求我们的杂文写作者首先要站对立场，要把屁股坐到国家民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一边，“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也是要求我们“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不能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的所谓“为艺术而艺术”。

立场和分寸，显然涉及的就是大局意识。然则，杂文写作如何增强大局意识呢？

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我们既不危言耸听、以偏概全，也不个人膨胀、一叶障目。不可否认，社会生活中有诸多让人气愤的现象，比如有公权力运行的疏漏和偏差，也有个人的不公正待遇，还可能有不良的社会风气存在，等等。但这些都是癣疥之疾，是非主流的、局部的和短暂的。我们不能只看到阴暗面而愤世嫉俗，不能把局部的上升到整体的。我们不能因为个人的欲望没得到满足而悲观厌世或怀恨在心于社会，更不能以损害公共利益的方式来主张个人权益。

中国文化人自古以来就有家国情怀。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被千古传诵；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为世人称道……

而作文呢，古人也有“书必符于名教”的铁规即操守。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的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他认为，著文必先养气，气有多大，文才有多美。他以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为圭臬，遍游天下名胜，通读古今奇文，干谒当世高人。他认为：“夫人之学也，不志其大，虽多而何为？”所以正是他的大视野、大情怀、大抱负，才成就了他的事业、人品和文章。

有情怀，有操守，就自然有大局意识，就自然创作出无愧时代、无愧国家、无愧社会、无愧个人的好杂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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