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双凉鞋

文/陈春明

见过风雨、走过四季，青丝变花发，夏季的那一抹抹生动色彩也在时光流转的深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小时候，家里挣工分的少，吃闲饭的多，十有九年都是补钱户。一家大小填饱肚子都费劲，我穿新鞋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大都是捡小姑姑的旧鞋穿，上初中后，多是捡身形瘦小母亲的旧鞋穿，特别是穿着带鞋绊的布鞋上学没少被同学和老师笑话。和大多数男娃一样，都有追逐蹦跳的天性，特别是夏天酷热难耐，打光脚板和玩水就成了最喜欢干的事，脚自然就没少被潜藏在角落的、隐藏在泥里的锐物划伤，回家着父母数落或胖揍就成了家常便饭，每到这时，我就特羡慕父亲有双塑胶凉鞋。

凉鞋是父亲的宝贝，多数时间是穿草鞋，只有到乡上或村上开会才舍得拿出来穿一下。有时我会趁父母不在家，把父亲的凉鞋偷出来套在差了半截的脚上，然后怀着某种期待问小妹：“哥哥穿爸爸的凉鞋好不好看？”小妹根本不买账，不但不夸我，还翻着白眼威胁说：“告你，又偷爸爸的凉鞋穿！”吓得我赶快把鞋脱下放回原处。心心念念等着父亲的凉鞋穿旧，等着自己脚板长到跟凉鞋一样长，但直到初中毕业这个愿望都没能实现。父亲的凉鞋总是修修补补无法再穿了才心痛地扔掉，我根本没有捡旧凉鞋穿的机会。

1981年，考入涪六中读高中，父亲才给我买了一双棕色的塑胶凉鞋。我非常珍惜人生的第一双凉鞋，走路时恨不得把双脚扛在肩上。那时男生喜欢玩“斗鸡”游戏，我总是把凉鞋脱了放在操场边的槐树下，赤脚去“冲锋陷阵”。夏天的一个中午，和几位同学悄悄溜到学校附近的山坪塘洗澡，我把凉鞋脱了放在涵洞的石沿上，等洗完澡穿鞋时才发现其中一只被同学们“翻江倒海”扑腾出来的浪花卷进涵洞里面去了。我急忙跑到塘坝底部的出水口，却怎么也找不到凉鞋的影子。我用脑子迅速盘算着凉鞋丢了的后果，光着脚从山坪塘走回学校不可能、光着脚上课不可能、生活费拿来买新凉鞋不可能、找父亲要一双凉鞋更不可能，盘算来盘算去，除了把丢掉的那只凉鞋找回来别无它法。好在涵洞的大小可以容纳一个成人的身体，我不顾同学催着回学校上课的吆喝，看着他们匆匆离去的背影，咬着牙脱掉衣裤，光着身子慢慢爬进了涵洞。我边爬边摸索涵洞的每一寸洞底，水温越来越低，深处更是冰冷刺骨，我的牙齿禁不住打起架来。随着最后一丝光线的消失，万般的恐惧抽打着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如果摸到一条水蛇的话，我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爬出涵洞重见天日的机会。终于在涵洞最深处的一个浅潭里摸到了那只“罪该万死”的凉鞋，我抓着凉鞋手脚并用，使出吃奶的力气，飞快地退出了涵洞，身体重新感受到了阳光包裹的温暖，我喘着粗气瘫倒在涵洞口的草丛中。

这双凉鞋载着我度过了高中的两个夏秋，底子张了口子或耳绊断裂，我就学着父亲的样子，找块胶皮、用烧红的火钩烙烫补接后再穿，直到高中毕业后怎么补都补不出个样子了，才心痛地扔到灶塘里让其生发出最后的光和热。

1984年，我用半个月的工资在乡办鞋厂置办了人生的第一件奢侈品——一双棕色的皮凉鞋。每遇朋友聚会或赶场下街走人户，都会穿上擦得干干净净的皮凉鞋在人前炫耀一下，看着他人羡慕的目光，我的自信在时光的脚印里悄悄飞扬。夏天的一个早上，我骑着自行车匆匆赶往单位上班，行至一个名叫青杠坪的地方，冷不防从路边沟里窜出一头猪崽，从自行车的三角架下面撞了过去，我被摔得飞了起来，落到了公路边的干田里。我爬起来顾不上周身伤痛，第一件事就是检查皮凉鞋摔坏了没有，只一眼就让我心痛得牙齿直发痒——右脚的鞋面被踏板划了一条长长的口子，几乎报废了。还好，人身上除了手板擦脱了一块皮外，没有发现其他伤口；自行车除了踏板变形、链条滑链以外，还没摔出大毛病。到单位后，我以摔伤为由找领导请了假，就急忙跑到鞋厂，找到卖鞋子的同学，让她找师傅想法修补好了凉鞋，但看着缝好的口子像一条“要死不活”的大蜈蚣，心情一下子跌到了冰点。1991年，我从龙潭镇调到双石乡工作，在整理搬家的东西时，皮凉鞋被我从背包里反复请进请出多次，最终还是送给了一个在镇政府门口摆摊补鞋的家境困难的小学同学。

一双廉价的塑胶凉鞋、一双带着疤痕的皮凉鞋，都是我曾经压箱底的宝贝，陪着我度过酷暑、趟过风雨、见证时代的潮起潮落，成为夏季难忘的生动色彩。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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