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庭涓，重庆江津人，供职于重庆文化产业投资集团。重庆市作协会员，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理事、阿来重庆书友会会长。与虹影合作出版《那些绝代佳人》，曾在《重庆日报》《四川日报》《中国环境报》，以及光明网、文旅中国客户端等发表散文、通讯、文艺评论若干。散文《农村 农村》获第十四届重庆新闻奖（副刊）一等奖、书评《傅雷的世界美术家书》获2021年“书香重庆”十佳精品书评奖，文艺评论入选《重庆日报》两江潮副刊2021、2022、2023年度精选文章。

瞿庭涓：写作是独自静默，也是一个人的千军万马

（本期访谈主持人：陈泰湧）

上游文化：你是怎么看待自己写作的萌芽？

瞿庭涓：我是江津几江人。江津人民公园有1612字的“天下第一长联”，故土先人的成就对我来说有些冲击，这也是故乡带给我的最早的文学熏陶。

明代工部尚书江渊是江津人，还有白屋诗人吴芳吉，另外还有聂荣臻元帅、陈独秀、李初梨等与江津有紧密联系的人，他们文采斐然，血性刚直又胸怀家国，我从小到大就受到他们的影响。还有我的舅舅舒德骑，曾在江津当过作协主席，他说我抓周的时候就抓到了一支笔，“应该用这支笔书写历史与当下”。

上游文化：2010年时你和虹影联合出了一本书叫《那些绝代佳人》，能讲讲这里面的故事吗？

瞿庭涓：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看过虹影的小说《饥饿的女儿》，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是惊叹于重庆还有这样的女作家，风格那么泼辣大胆。大学毕业后的第六年，李元胜突然给我打电话，问我愿不愿意给虹影的小说写原型解说。当时他正在负责一家出版公司。应该是有了这本书的策划，最后才想到找我来写。当然，李元胜是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不仅诗歌写得好，在做出版传媒方面也是挺厉害的，策划能力非常强。我觉得他在识人、任人、用人上有着近乎执拗的坚持，我当时甚至没有公开发表过什么文学作品，也没有文艺评论专业傍身，但他就通过曾经的工作接触，认为我是最适合来写虹影小说原型的解读。

我写了一个样章，李元胜交给虹影看，如果大家都满意那就让我继续写下去。虹影后来说，评她的小说或文章的都是大学教授或是文艺评论专家，她从来没想到李元胜会找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人来写。

这本书出来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们是怎样给我贴的“标签”，书籍封面上的推荐语是：“虹影，最有争议的中国当代女作家，出版过《饥饿的女儿》《上海王》等数十部作品。本书被业界称为虹影最嚣张的小说。集中了虹影小说中最具争议的部分。本书还邀请了80后才女瞿庭涓，解读虹影的这些争议小说与原型的关系。”

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命题和挑战——虹影的四部小说《K――英国情人》《大师，听小女子说》《近年余虹研究》《绿袖子》涉及的几个人物原型，包括萧红、张爱玲、苏青、李香兰、林徽因、廖鸿英等，我是很愿意去做这种对照式的探究的。这当中虽然是涉及一些名誉纠纷，但是从故事本身来看，人物还是美的，每个女人有自己的使命，也有自己的命运。我觉得当中写得最好的一篇是写萧红的。那个时候，萧红的传记电影《黄金年代》还没有上映，大众知名度还不高，但她31岁就戛然而止的生命足以深深地打动我。后来看资料才知道，萧红溺婴居然就发生在江津，她在白朗家生下一子，产后第四天，她就称孩子头天夜里抽风而死。产后萧红回到重庆，还应邀写下一些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这种女性情感的矛盾与冲突，以及因此产生的命运感就特别让我着迷，我也是从这本书开始，开始关注中国的女性群体，开始反思这个群体在当下这个社会的生存状况、话语体系和女性力量。

上游文化：这本书出版之后，感觉你也就沉寂了，这些年你就没有趁热打铁地推出自己新的作品？

瞿庭涓：2011年到2017年我转岗到了巴渝文化会馆任馆长，深潜到了重庆的文化艺术圈，大量产出艺术展览，做过晏济元、王闲影、江友樵、许伯建、蔡岚等抗战时期艺术名家的个展，也做过“名家书画中的重庆”联展。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更像一个“中间人”，有的文人追求高蹈，但怎么让作品与普通大众接触、接受，是需要中间媒介去进行转化。不管是之前解读虹影的小说，还是在会馆时期将艺术家的思想传达出来，都是通过写作完成的。所以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做“解读”的工作，去学习，尝试去转化。虽然这个时期我笔耕不辍，但这段时间的作品是不能署名发表的。

上游文化：这段时间的经历会成为你今后写作的内容吗？

瞿庭涓：当然会。比如在“名家书画中的重庆”展览中，曾经展出过一幅作品，徐悲鸿的学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宗其香的《嘉陵江上》。这是宗其香先生抗战时期非常重要的绘画代表作品，画于沙坪坝的作品，被沙坪坝的拾荒者收到，在沙坪坝被转手，又被沙坪坝的藏家收藏，这一路不可谓不传奇。宗家在北京看到来自重庆的报道之后，宗其香的儿子、著名摄影家宗海平带着母命激动地赶到了重庆，他第一次到重庆就决定重走父亲的绘画之路，七年之后，宗海平将父亲的绘画作品和自己的同景摄影作品做成了一本画册出版。我将这七年写成了《宗其香父子的重庆往事》。

我还写过《许伯建和他的朋友们》。抗战期间，重庆成为战时首都，全国大批文化名家从各地汇聚在这个地方，以笔、以歌、以舞、以剧等多种形式开创了全国文化中心的盛景。周勇先生在其主编的《重庆抗战史》中提到，“抗战期间的重庆文化是重庆反帝反封建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在中国先进文化的历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在这样高歌猛进的背景下，1940年全国最大的文人结社——饮河诗社在重庆成立。我从重庆文人许伯建的经历入手，写了本土文人与外来文人的互动，就像是给这个拼图完成了一小块，还挺有意思。

上游文化：再度复出是因为写书评？

瞿庭涓：是的，《重庆日报》开辟了“共赏百本好书”的专版，因为之前给虹影写过解读书稿，所以编辑就约我写书评。其实编辑约稿的时候，应该算是我的至暗时刻。人生遭遇到挫折，身体也出现了较大的问题。但有幸的是，在这个时候我强制性地让自己读书、写作。在这个阶段我读了很多经典的书，比如张岱的《夜航船》、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傅雷的《世界美术名作20讲》、丰子恺的《爱的教育》等等。

写书评第一年，写到《傅雷的世界美术家书——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时，我找到了我最熟悉的语言范式，可以让作者和书都变得生动起来，性格脾气呼之欲出。这篇书评在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全民阅读办公室和《重庆日报》承办的2021年“书香重庆”全民阅读系列推荐活动中获得“十佳精品书评”。

同台领奖的时候，我不认识其他作家，其他作家也不认识我。这些都不重要。我开始从长久以来的信息浅阅读过渡到了深阅读，去查验，去分辨，去概况，去回溯，去推敲，去创意，去写作。后面也不仅仅写书评，好的电影、好的演出、好的展览，我也开始涉足评论。文学对我而言是废墟之上开出的花，在我三观坍塌重塑的时候让我绝处逢生。

后来我还访谈过阿来，也成为了阿来重庆书友会的会长。我看到阿来先生说的一段话很有共鸣，他说：“我从来只问一个根本的问题：为什么我做文学而没有做其他，我有很多选择的机会。选择文学，不伤害我的自尊。我本来是为了活得干净一点干这么一件事。选择写小说，就觉得这是可以靠个人能力达到的。如果见了谁还要点头哈腰，早就放弃了。”对我来说也是。即便是我还有其他工作，但是文学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干净的出口，这个出口也延伸出了我对文化的基础性思考。

上游文化：你认为怎么才能写出好的作品？除了文艺评论，你还会写散文和小说吗？

瞿庭涓：今后我会平衡本职工作和写作的关系，也想尝试写自己的小说。

对于怎么写出好的作品，我回答这个问题有些勉强，因为我说不上有什么经验，只是说说我的看法吧，就像一个小学生说自己今后要考清华北大，我要怎么怎么学习。我觉得好的作品肯定要注重传承，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写散文应该使劲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里钻，向《岳阳楼记》《桃花源记》《前赤壁赋》《出师表》等名篇学习，向抗战时期写重庆的张恨水、丰子恺、艾青、老舍、朱自清、冰心等名家学习，形成具有中国气象、中华美学范式的文章，这一类是深厚耐读，是有能力往后看的散文。

在写作题材上，我个人觉得，应该观照当下。时代性不能缺失。我们这个时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些写作者们容易写“自我”、写“小我”，很少关注写“我们”、写“大我”，容易写花花草草的小情，很少写关乎国家民族的大情。

我认为对于写作，在场性不能缺失。发生在重庆大地上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值得我们去关注。有位作家谈到过一个问题，就是当下有的散文写作者很“聪明”，对信仰、历史、地域、精神等领域很敏感，哪怕只在一个古镇上待一天，就能写出洒洒洋洋的数千言。这种炫耀式的写作，不管是散文还是小说，对写作本身就是一种伤害。长时间身处现场，不急于表达，把情感沉淀下来，有一天和盘而出，才是真诚的写作。国内很多作家往往都有一个文化的母题，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汪曾祺的高邮、刘绍棠的北运河、史铁生的北京等，重庆也需要这样深入且真诚的作者。我们也需要出一类作品是能承载反思，能够反映重庆，是能带动大家向前看、向前走的。有这样的作品，我也非常愿意为其继续写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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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朱阳夏    责编：陈泰湧     审核：冯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