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联

文/杨柳

过年对我的父母来说，各有重要的事情。父亲重要的事情是写春联。一条街沿住了父亲跟他的三个堂兄弟，有堂屋、正房、磨角、吊脚楼厢房，总共有十来间房，柱子、窗户、门框，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算起来要二十多副春联。

乡下把写字的事情看得很隆重，把写字的人也看得很隆重。母亲尤其如此。父亲写春联像一道仪式。三十那天早晨，母亲把吊脚楼厢房打扫得一尘不染，在红漆大八仙桌下生起一盆炭火，不一会儿，厢房里就暖和了。父亲抱着一大卷红纸进了厢房。他低头算了一下春联的副数和位置，刷刷刷几下把红纸裁好，在砚台里倒好墨，狼毫大笔吃饱墨，父亲悬腕挥毫，就开始写了。第一副是堂屋大门上的，这副春联字多，内容也正大端严，如“北斗回寅，万户金鸡争唱晓；东风送暖，九霄玉兔喜迎春”。写好堂屋的春联，就是正房柱子、窗户，依次向两边铺开：“百年天地回元气，一统山河霁太平”，“爆竹声声辞旧岁，华灯点点迎新春”，“春随香草千年艳，人与梅花一样清”，“和顺一门有百福，平安二字值千金”，“丁帘卷雨饶春意，卯酒盈杯祝丰年”。

一个上午，二十几副春联就写成了。

父亲的书法秀美圆和，他自以为写得好，我倒不喜欢。我喜欢的是端严清瘦沉稳遒劲的字。但他写春联时房里青杠炭火燃烧的气味，浓浓的墨香，还有他指尖的香烟味道，混合在一起，是我特别迷恋的味道。这就是所谓书香的一种吧。

父亲写好一副春联，儿子跟他爹一人提着一头，摆在院坝里，让风把墨汁吹干。等二十几副春联都写好了，母亲熬了一盆浆糊，父亲搬只方凳放在堂屋柱头边，人站上去，手里拿把棕刷子蘸一刷面糊，朝柱头上一刷，我跟儿子把上联递到他手里，他贴在柱头上，两手一抹，一联对子就贴好了，我再把下联递给他，他接过贴好。哪副对子贴正房，哪副贴厢房，哪副贴柱头，哪副贴窗子，哪是上联，哪是下联，父亲一边贴，一边告诉我的儿子。

等到几十副对联都贴好，一幢房子红朗朗的，年，扑面而来了。

年三十，母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打糍粑。提前三五天把糯米泡好，泡到手指一捏，米粒就断了，母亲说：“嗯，好了。”就把糯米沥干水。

年夜饭早早吃过，母亲在灶里烧上火，大锅里装半锅水，把洗净的甑子坐进去，放进竹蒸篦，竹蒸篦上铺上洗净的松针，倒进糯米去，用小竹箕盖好，就蒸开了。灶塘里的火燃得旺，锅里的水翻滚着，慢慢地竹箕的蔑缝里，米香就热腾腾地冒了出来，香死了，一家人都围到灶前，伸长脖子吸那越来越浓的米香。

母亲每隔一会儿，就要揭开箕查看糯米饭的干湿、生熟。等到她说“好了”，父亲就赶紧端一盆温水，把堂屋前的木粑槽洗净，擦干。母亲捏了几个糯米饭团，递到我们手里，含着笑，看我们大口嚼起来。父亲抱着烫的甑子急步走到粑槽边，把糯米饭倒进粑槽。等我们把手里的糯米饭团嚼完，钱跟粮兄弟俩，一人抱粑锤，一个拖锤柄，两人拉锯般地来来去去，上百个回合，把糯米先捣黏，然后，钱握着粑锤打起糍粑来。打糍粑是费力的体力活，抡锤的人边打边吼着号子，围在粑槽边的大人小孩应和着号子，“咚，咚，咚”，红椿的粑槽，檬子的粑锤，都是质地坚硬的木质，隔着糯米饭，声音坚硬，厚重，和着“哎嗨哟，嘿作！”的号子，响过几面坡。

寨子里第一家打糍粑咚咚咚的声音和号子声才响起，其余人家就急了，不一会儿，又响起两处，再一会，响起三处。到掌灯时分，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打开了，打锤声，号子声，在寨子里此起彼伏，相互响应，这是过年的高潮。

（作者简介：杨柳，女，土家族，重庆酉阳人。公务员，作家，有作品在报刊发表，出版散文集《花窗》）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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