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李岩 编辑｜高语阳

“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共同抗日。”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积极推动全面抗战。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以四川、云南、贵州、新疆、陕西、甘肃等地为主的大后方全力支援前线，输送战士、修筑工事、筹措军需、运输物资、捐献飞机武器，筑起抗战胜利的坚固基石。

从高原到戈壁，各族民众在“一切为着抗战胜利”的号召下以血肉之躯扛起重担。

抗日战争期间，为护河山，前线将士用血肉之躯抵御敌人的飞机大炮，后方各族人民无分贫富，积极筹措财物购置武备共抗外敌。在四省涉藏地区，年轻的五世嘉木样借助自己的活佛身份，号召藏族同胞共御日寇、输财卫国，创下边民向国家献机纪录、边民向国家献礼最高纪录。

五世嘉木样于1916年4月出生于西康理化县（今四川省甘孜州理塘县），1920年9月在甘肃甘南拉卜楞寺举行坐床大典。抗战爆发以后，五世嘉木样活佛辗转多地宣传抗日、动员民众捐资捐物，在高原上书写了一段民族团结的壮丽诗篇。

五世嘉木样活佛

1944年1月，应五世嘉木样的要求，一支身着藏装的代表团抵达重庆——这便是由拉卜楞地区108寺共同组建的“致敬团”。他们带来的不仅是边疆民族共抗外敌的团结意志，更有一份震撼全国的厚礼：折合90万银元的捐款，可购置30架战斗机。

“当时全国民众节衣缩食支援抗战的背景下，这一捐献规模一举打破边民献礼纪录”，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西藏自治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喜饶尼玛告诉政知君，数据显示，1943年，拉卜楞寺所在的夏河县共5.6万余人，拉卜楞等地区总人口约50万。仅献机一项，以县人口计人均捐献超15银元，以地区人口计人均亦超1银元。“当时的物价，每只羊值2银元左右，足见藏区民众付出之巨。”

喜饶尼玛认为，这种支援的意义远超物质本身，更推动了边疆地区捐助、慰劳等运动蓬勃开展，振奋了全国全民族抗战决心，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华民族的企图。正如当时《边疆通讯》评价：“吾知各代表团此番载誉归去，定能将此意转达所属各部人民，俾能同深感奋。更望其他各地的藏胞，闻风兴起。”

事实上，抗战爆发以来，拉卜楞地区僧民曾多次进行爱国援助行动，五世嘉木样还曾亲命捐献逾千头牛羊、万张羊皮支援前线。

除了筹措、捐献财物，为了号召蒙藏同胞一致抗战，1943年7月，五世嘉木样在战乱岁月亲撰发表《为宣传抗建告蒙藏同胞书》，鲜明发出“愿国家万年永固”的民族团结之声。文告直言：“前方的人，固应积极准备决战，光复河山。在后方的人，更应不分种族男女老幼，将人力、物力、财力，尽量的贡献中央，以加速最后胜利的来临！”

文中还特别强调“各民族应精诚团结，对于挑拨离间利诱蛊惑之言论行为，不可盲从附和”，并要求对“外来不良分子”盘查呈报。“这直指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企图分裂中国、挑拨民族关系的阴谋。”喜饶尼玛说。

喜饶尼玛认为，这份文告虽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却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义：在危难中凝聚、在认同中扎根、在团结中巩固、在发展中共进。这段历史清晰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在各民族共同应对挑战、追求共同目标的实践中不断铸牢的。

“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需继承这种‘各民族休戚与共’的精神。”喜饶尼玛说，五世嘉木样活佛在战乱时期的呼喊，正是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生动写照。藏族僧俗民众的义举无疑证明，真正的信仰从来都与民族命运同频共振，是融入血脉的实践担当。

喜饶尼玛表示，抗日战争中，藏族各阶层普遍行动起来的背后，是长期以来蕴藏在他们心中炽热的爱国精神的迸发，是他们强烈渴望建立一个强盛祖国的集中体现。这段历史，见证了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伟大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