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在读博期间生育，往往是女性经过思考和规划的结果。根据教育部2024年统计，全国博士研究生超过61万，其中女博士占比接近50%，她们的平均年龄在26到30岁。而女性的最佳育龄、职场中的生育困境等因素，让部分女性选择同时承担学生和母亲的双重角色。

剥开“成年人全都要”的爽剧外衣，博士妈妈们面临的困境是琐碎而具体的。她们要同时面对学术绩效文化与母职期待的双重压力，“自我”夹在“读博时钟”和“妈妈时钟”之间艰难挣扎，常常头发上沾着奶渍写报告，一边抱着孩子哄睡一边在脑海里构思论文框架。熬夜成为常态，学术时间被打散成“散点图”，闭关写作还可能被指摘为“不负责的妈妈”。

她们说：“没有妈妈是不爱孩子的”，但她们也说：“好妈妈和好博士很难同时并存”。有人形容自己“被禁锢在用母爱、养育子女和家庭责任编织的金丝鸟笼里”，爱孩子，也从不后悔生下他，但从此满世界的高飞成为奢望。

爱与愧、柔情与亏欠、甜蜜与焦虑，掺溶在博士妈妈的日常生活里。这是一场女性与社会期待、家庭责任以及自我身份之间，漫长的拉锯战。

并行的 to-do-list

博士录取后第一次见面，导师问陈敏：“你不会要在博士期间生孩子吧？”陈敏笑了笑，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博一完成课程后，博二她一边远程做科研工作，一边怀孕带孩子。如今，她已经博三了。

“如果这个孩子我现在不生，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生了。”考取政治学博士，是在工作三年后的事。等到毕业，陈敏刚好卡在高校引进博士年龄限制的“35岁”门槛。在“非升即走”的制度下，博士们想在高校站稳脚跟，短则两三年，长则五年，等到那时，怀孕的难度和风险都将大大提升。

在我国，女性读博的平均年龄，刚好与大众认知里最理想的怀孕年龄重合。两重社会时钟的叠加，是不少女性选择在这个阶段生育的原因。

高校导师对女博士生育的态度各不相同，有的在考博期间就询问候选人的婚育状况，将其作为“隐形筛选标准”；有的会明确表示不接受学生在读期间怀孕生子；也有人跟陈敏的导师一样，选择默许。但总体来看，还是比职场上对女性生育的态度要相对宽容一些。

无论如何，“生与不生”始终是大部分师生都会沟通的话题。吴冰在自费申请日本博士的时候，儿子已经1岁半了。她坦诚地跟每位意向导师在邮件中沟通过自己的家庭情况，并认为这是女性学生的一部分责任，“毕竟家庭会占据你科研的时间”。

吴冰的毕业年龄也卡在35岁，因此对于每一个时间节点都格外看重，生怕有一个齿轮没对上，让整趟读博的列车脱轨。刚到日本的实验室，她发现周围都是二十出头的“小孩”，有的甚至比自己小将近十岁。为了能按时毕业，吴冰每天7点起床，8点多就到实验室，中午也不休息，从周一工作到周六，直到在博一结束时达到发文章的KPI后才松了一口气。

对于这群年轻的女性而言，“做妈妈”和“做博士”就像To-Do-List上的两件重要的待办事项。在此前的人生里，她们早已习惯将散射状的时间聚拢成线、划分节点，再按照轻重缓急安置任务。考试、结婚、生育......一项一项打钩，期待组装成普世认可的严丝合缝的人生。

发现怀孕时，黄欣正在备考博士。这一年，她将“备孕”和“考博”并行准备，并期待着总要完成其中一项大事。

孕期第11周时，黄欣发现自己“异常地流了一点血”，但那时恰逢一所高校的考博复试，她需要在两天的时间里全盘推翻此前的研究计划，提供新的研究设计。“要不要去医院做检查”，挂号、等待、做B超，一个上午就浪费掉了。“如果（孩子）出了事，我无法面对自己。”心里的天秤上“考博”和“生育”的砝码相同，黄欣翻来覆去纠结，下不了决定。

后来她写计划书写到凌晨，还是在手机上挂了第二天最早的号，独自开车到医院，在等候检查的时间里抓紧看复习资料，却怎么也看不进去。

后来，黄欣交上了新的研究设计，但还是没能考上那所高校。她最后就读于另外一所院校，现在孩子长到两岁半了。黄欣有时回想起孕期那次检查的犹豫，依然感到后怕。

“那一刻我特别想哭，但不知道能跟谁说”，家人肯定会说孩子更重要，朋友可能觉得考博重要，各方理由都足以开上辩论会争论一番，这不是孰对孰错的问题，黄欣是承担后果的第一责任人，她只敢战战兢兢做平衡，不敢做取舍。

日复一日，博士妈妈们感受着复杂的处境。在原本理想的情况中，她们能够既保有自我，又兼顾养育。刚怀孕的时候，陈敏和大多数人一样，都觉得成为博士妈妈是一件性价比很高的事情，因为“什么都没耽误”。后来，她才渐渐意识到，“双重收获的背后是双重的压力与孤独”。

真实的生活，渐渐地让她们不再期待成为万事兼顾的“超人妈妈”。

读博和母职的双重时钟

每个博士妈妈都有一套严格规律的时间日程表，往往从早晨7、8点开始，一直计划到凌晨，她们以这种方式把自己拆分成几个身份。

陈敏的一天从早上7点开始，吃完早饭后开始读书写论文，11点半喂孩子吃饭，然后陪他玩一会或者下楼溜一圈。下午的时间再分给学术，17点到21点是陪睡时间。一天到这个时候，陈敏已经感到筋疲力尽了。

做科研的时候，她总是被频繁地打断，有时是孩子哭了要哄，有时是姥姥管不住他。学术时间就像散点图，很难点动成线，线动成面。有的时候她一边哼着歌一边轻轻摇晃着孩子哄睡，脑海里还在构思着毕业论文的框架。

尽管已经升格为一位母亲，但在拉紧发条的“博士时钟”下，她只能全心扑在科研学术上。

儿子刚出生没多久的时候，导师要求她交出一篇论文填补期刊的文章缺口。她熬了整整两个通宵，最终把稿子赶出来了。

那时她正在坐月子，顺产的撕裂伤口还没完全好，因为哺乳不频繁，再加上心情焦虑，她还患上了乳腺炎。医生不让久坐，让她多走路或者躺着，但陈敏管不上了。

国内文科博士的学制为4年，一般需要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上发表文章、参与重大课题项目、完成毕业论文“鸿篇巨著”。虽然完成KPI的年限不短，但在日益以量化评估为指挥棒的学术市场中，每位博士都开始主动拨快科研时钟快马加鞭。

博一开学时，黄欣已经进入孕晚期。她挺着7个半月的肚子去学校上课、写作业、做课题，晚上整宿失眠睡不着觉，只能中午坐在沙发上打一会盹。

失眠让她总是昏昏欲睡，频繁的检查不断挤占着时间。激素水平的变化让她有时会毫无原因地忍不住流泪。时间、精力甚至是情绪状态都因怀孕的变量改变，有时甚至失控。

那时她最奢求的资源，是“闲暇”。读书、思考、探讨、甚至漫无目的地感受，都是文科博士们的研究触角。但当时间成了最稀缺的资源，她只能在紧迫的学术时间里疾驰，为流逝的时间深深焦虑。

在这样的状态下，黄欣只能强撑着把学业的基本任务做完，分不出精力深入地思考个人的研究方向。博一下学期她回到学校，惊讶地发现同学们都已经在发表论文了，深感“被狠狠卷到”。

博士妈妈们遵循着这一套秩序化的“读博时钟”，只为在严密规定的时间节点顺利毕业。但另一方面，她们要面对母职赋予的另一套“妈妈时钟”。

中央民族大学的一项研究，通过对五所高校的13位博士妈妈深度访谈发现，在传统家庭观念和社会伦理道德的影响下，她们时刻被提醒着：求学期间，自己先是一位母亲， 其次才是来读书的学生。

大众视野下，女性似乎伴随着怀孕就自然而然接受了自己的母亲身份，而细心的照护是一种天然的本能。但实际上，角色的内化需要更多时间，对于身处学校象牙塔的博士妈妈们来说更是如此。

为了更好的照护，陈敏带上孩子一起住在父母家。两个家庭的女性齐上阵，丈夫在休息时间两地往返，当“周末爸爸”。

而平常，陈敏作为妈妈需要日理万机，“每5分钟处理的事情都不一样”。刷牙、洗脸、换尿布都要管，穿多大码的鞋，买什么牌子的衣服，牛奶和酸奶哪款性价比高、要提前多少天准备......桩桩件件，都是体力、记忆力、判断力和意志力的多重考验。

不仅管生活，也要管教育。孩子长到4个月，陈敏就开始给他读书，或者趴着跟他一起看绘本。0到3岁是吃饭习惯的养成期，她一遍一遍教孩子，像大人一样坐在椅子上，用餐盘餐具吃饭，“这是他从动物性转到人性的过程”。

陈敏戏称自己的孩子是“饭渣”，每次到饭点都磨磨蹭蹭地不愿意吃，姥姥也喂不进去，只能陈敏自己来。她端着饭走到孩子身边，“妈妈吃一口，宝宝吃一口”，孩子就乐了，笑得眉眼弯弯张开嘴，一日三餐，每次都得耗上半个多小时。姥姥调侃陈敏：“你这读的该不会是育儿博士吧”。

这种琐碎的事项几乎是学术的反面，政治学研究要提纲挈领，思考的视角要高屋建瓴。在科研工作和照护孩子之间反复横跳，时常让陈敏感受到精神崩溃。

跟陈敏一样，留学之前，孩子主要由吴冰自己带，喂饭、哄睡、换尿布一手包办，偶尔由保姆阿姨带出去玩。

入学之前，跨专业的吴冰急需在半个月内写出一篇博士专业领域内的论文。那时她白天把孩子交给保姆，自己闭关书房潜心写作，在吃饭时间出来给孩子喂饭。晚上7、8点哄孩子睡觉，带睡到11点后，再回到书房写作。

好几次，保姆在清晨6点早起做饭，看到书房的灯还亮着。有天她对顶着黑眼圈出来吃早饭的吴冰说：“以前我还想让我女儿读研，看你这么辛苦还是别读了”。

“博士”和“妈妈”，这两种身份就像两只闹钟，尖锐的铃声此起彼伏地响彻在她的生命里。这段高压生活结束后，吴冰大病一场，还得了神经性荨麻疹。但她无法停歇，也没有停歇，马上启程去日本攻读学业了。

在自己的房间里，找回自己

迄今为止，读博两年，吴冰总会面对这样的质疑，“你都结婚生完小孩了，为什么还要出国读博呢？”当听到她说出：“我喜欢做研究，是自己想读的”，对方往往会回复：“太不可思议了”，再配上惊讶的神情。

这样的对话频繁发生在亲戚、朋友之间，但让吴冰意外的是，日本科研圈的同事也会这么问。

吴冰身边不乏女教授，终身不婚不育。但在日常甚至学术场景的社交里，只有吴冰她们这一类“特殊群体”的婚育情况会在对话里被标注。人们会专门介绍吴冰是一位“妈妈”——尽管她是整个实验室同级学生里科研成果最好的人，就好像博士和妈妈好像是天然的一对反义词。

刚被录取时，导师对吴冰说：“你都有家庭还出国来上学，就更应该努力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她一开始觉得导师说得很对，但后来才意识到这更像是为了给她的工作量加码铺垫的“画饼宣言”。

博二之后，吴冰的发表数量已经达标，她想把更多精力专注在毕业论文上，并分出时间回国看孩子。面对邮箱里导师持续不断发来的项目文件，她曾多次委婉拒绝过超量的工作内容。但导师不断在邮件里要求吴冰接下科研项目，有一次甚至闹到了大使馆。

几番拉扯，吴冰已经心力交瘁，尽管各方面都已达到毕业要求，但她害怕跟导师闹得太僵，在毕业论文审核上被“卡脖子”。

到了读博后期，吴冰对周围人的反应越来越敏感，有时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都让她忍不住多想。她发现自己很难开心起来，以前喜欢的美食都变得寡淡无味。在视频电话里见到孩子，能让她忘掉很多烦恼。但有的时候，她也会从丈夫那里听到，孩子半夜又因为想妈妈哭醒了，这让吴冰既焦虑又难过，学术上的收获抵消不掉作为妈妈的内疚。

黄欣也曾经因为孩子的眼泪而感到焦虑，但一次偶然让她开始尝试克服这种愧疚，努力捍卫“自己的房间”。

有一天，孩子站在丈夫身前让爸爸抱，正在工作的丈夫很自然地让家人把孩子带走。黄欣惊讶地意识到，丈夫可以轻易忽视孩子的情感需求而专心工作，但对自己来说，这是一件难以承受的事情。

孩子还小的时候，只要他开始哭泣，黄欣就忍不住放下手上的研究，冲出房门去抱他，学术工作因此被不断地打断。

这之后，她开始给学术和带娃划定更清晰的界限，8到9点陪玩，中午陪吃饭，每天保证5到6小时不间断做科研。孩子拍打房门喊妈妈，她就对门外的孩子说：“妈妈看完书再陪你。”

说出这句话时，黄欣需要极力克制自己开门的冲动。作为传播学的博士，她明白母职不是天然的，“妈妈觉得孩子没了自己就不行”是父权制运作的产物，但与此同时，她也真实地感受到了和孩子之间的紧密联结。

母亲与孩子的情感是私人的，但生育中两性的不平等却是一个可以用知识去剖析的公共问题。对于这些知识女性来说，情感与知识的纠缠拉扯出了一种更复杂的境遇。很多情况下，她们对自己的处境有清醒的觉察，要做出改变，却疼痛难免、答案难寻。

在这个过程中，与密密麻麻的时间表一同走向失控的，往往还有她们内心里自我的秩序。

陈敏的孩子在6个月大的时候，感染了一种血管炎。最严重的时候，医生让陈敏签署过病重通知书，陈敏崩溃了，在打给导师的电话里，她也忍不住大哭。

她在那段时间暂停了学业，坚定地陪护治疗。住院的时候需要母乳喂养，陈敏陪着搬到医院去住，寸步不离守在孩子床前。

陈敏形容，那是改写生命的节点。回想起坐月子期间赶论文的日夜，她觉得那样“短暂将母职抛诸脑后”的心态不会再有。

平衡的天平开始倾斜了，陈敏想多照顾孩子一点，这在她看来，是一种“弥补”。

尽管她决心在照顾孩子上投入更多精力，但陈敏依然很想把毕业论文写好，想在领域内创新，做观点输出。博三上学期定题答辩之前，陈敏搭建的论文框架被导师否决了，“你再想想，这个可能不太行”。

那时孩子正因为不爱吃饭长得又瘦又小，她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但陈敏还是很想把论文写好。导师的话更在心里浇了一把油，让焦虑的火势越烧越猛。

行动派的她开始在时间表上找答案，设法压缩睡眠“贷”走时间拼凑给学业和带娃，近乎把自己逼到极限。但陈敏逐渐意识到，身体和精神都在与这种暴君行径做对抗，她变得越来越难以起床，不愿意走出房门，甚至不想出去看看孩子。

有段时间，她把自己放逐在游戏里，当排位赛的音乐响起时才能感受到自己终于获得了一段可以自主掌控的时间。她有时玩到凌晨4、5点，再焦虑地6点钟爬起来写论文，却发现自己拼凑不起一点思路。最后，她不得不为学业和养育都摁下了暂停键。

站在崩溃的边缘，陈敏放弃了掂量平衡，而是开始学着做一个“不完美的妈妈”和“不完美的学生”。等到再次回到校园后，她申请延后了开题答辩时间，有意识放缓日常生活的节奏，克制着自己在管理时间上的训练有素。

值得庆幸的是，丈夫一直很耐心地听陈敏的倾诉，也会在她缺席陪伴的时刻给孩子挑选玩具，做无糖吐司、奶酪棒，用冷藏袋包好周末带回。那段时间，家里每个人跟她说过最多的话，都是“放心吧”。

在全家人的支持下，陈敏开始有时间走出家门，去附近的咖啡馆学习，为自己开辟出更为独立的写作空间。精神上，她也在维护“一间自己的房间”。有的时候儿子给她打视频电话，她会说：“妈妈在看书，你要等我”，尝试着“不再满足他的所有要求”。

回想起本科时选修女性文学课，陈敏读到过女人要想创作，必须有钱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那时的她不以为然，觉得自己自由得像只鸟，和男人没有任何区别。而现在才发现，属于自己的房间完全是奢望的，写作是艰难的，思考是很难实现的，但她也意识到自己深爱着孩子，对于生育，她并不后悔。

她还记得，在刚怀孕几个月的时候，她躺在医院的检查室里和丈夫一起听孩子的胎动。过了一会儿，丈夫说自己听不见，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但陈敏却分明听见了。那一刻，她感受到这天然、强烈、复杂，又难以拆解的亲密联结——从自己身体的一端，连接起另一个崭新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