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5月4日，斯麦一手打造的《德意志帝国宪法》正式生效。在实现巩固与加强普鲁士王朝政治战略目标的历程里，俾斯麦只注重“最终必然性的实际精神发挥了效用，在对力量关系加以现实估计后，他敏锐攫取了政敌的观念充为己用，缔造了后来被称为“现代波拿巴主义专政”的政体结构。

国内以往研究一般过高估计了这套政体的专制和保守特征，其实经过较深入观察不难发现，它事实上是一系列政治妥协，尤其联邦主义与中央集权妥协，专制主义与民主主义妥协的产物。

“个人统治”的建立

所谓“个人统治”最早是人们对 1628英查理一世解散国会后施行的个人专制统治的称谓。威廉二世在位期间，时人即已开始籍此描述威廉的施政形式或所谓“威廉统治体制”。迄今为止，关于威廉“个人统治”的确切含义大致有三种相五论争的观点:皇帝无所不在的常直接统治:皇帝的绝对决策权与大臣们的执行权:以及阜帝对政府事务反复但间断的干涉。

“威廉统治体制”同样代表了新皇帝及其宫廷要员解决俾斯麦所遗下社会难题以及德意志帝国历史发展难题的一种方案。在以挚友奥伊伦堡为代表的宫廷要员帮助下，威廉二世对未来政治走向有了自己的主张。

简单地说，即首先确立皇帝对帝国的绝对领导，君权应成为民族利益的象征;其次，放弃阶级对抗政策，协调社会利益冲突，开启更为平静、更能团结各种力量的新统治，特别是应诉诸一种旨在扩大政治与文化“中间力量”的平衡与和解政策”，最后，成功应对现存社会秩序公敌的挑战。

概而言之，作为权力考虑与社会考虑的结合，皇帝的“个人统治”，或曰“大众化的专制主义”应与多项社会改革同时出现”。这三点规划理应被视为所谓威廉世始终坚守的底线，至于应以何种其他战略加以补充，则取决于具体环境我们将注重从皇帝及其宫廷一边，责任政府另一边共生共存又相互博弈的关系中解释这套建立的过程。

皇帝与宰相的关系被认为是帝国宪制体制所依赖的“最具决定性关系”，但是宰相只是出高级文官所组成的责任政府的代表，同时正如洛尔所指出的，早帝在强化其地位和发挥其作为仲裁者的政治和社会影响的过程中也不是孤家寡人，实际上不但有可观的行政机器供他使用，而且还为一批朋友和亲信所环绕”。

最终，皇帝及其宫廷权力的扩张是以牺牲整个责任政府为代价的。从1888 年到1898 年，面对责任政府的顽强抵抗，帝的个人亲信-一他们都成为宫廷要员，并且在后来被政敌贬称为所谓皇帝的“秘密顾问团”其中又大致包括四类人，即有公职的亲信、个人密友、定期同伴及皂族一-成为他寻求信息、建议与道义支持的最好依靠。

“个人统治”失败

比洛担任宰相的数年被普遍视为“真正的威廉时代”和威廉统治的最稳定阶段。这是战前德国史的关键时期，德国此时正经历急剧的社会和经济变迁，并寻求对国际事务的更突出影响。鉴于俾斯麦遗下的“普鲁士德国的权力金字塔缺少一个顶点”，奥伊伦堡和比洛认为建立“积极意义上的个人统治”计划能够解决这个难题。

威廉将权力交付比洛，深信他将作为一位充任“陛下的执行工具”的宰相，代表皇帝协调好政府内部，政府与国会、政党组织和舆论关系，自己则只发挥支持性作用。许多人也一度相信，在90年代的动荡后，德国终于再次找到一位足够杰出的人物承担宰相重任，德国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将重新建立，皇帝的冒失行为和大众政治的演进会得到规范，俾斯麦体系将继续展现其生命力。

然而事实表明，几乎以任何标准衡量这都是威廉帝国灾难性的九年。“阳光下的地盘”浓雾缭绕，国际环境严重恶化。而在内政领域，比洛留下了一份同样可怕的遗产，继任者在最后和平中的活动余地已被严重阻碍。

灾难部分源于君主制度的结构性难题。既然君主制是普鲁士价值和本阶级特权的基础，传统权力精英就只能凭借皇帝的良好愿望，而非经出对抗君权，塑造宰相、政府或国会的独立权威一一换句话说，通过改造俾斯麦体系来加强自己既然“个人统治”不论在制度原型还是在初衷上都不以改造俾斯麦体系为目的比洛对任何实质改革的顽固阻峙应被置于普鲁士君主主义意识形态和家长制传统的更广阔背景中加以理解。

就此而言，洛尔等学者将君主制，从而将皇帝视为德国灾难根源的观点并非全无道理,因为威廉二世皇帝的确是比洛一切权力的最终源泉。

具体而言,首先在行政领域,比洛一度凭借皇帝信任确立了自己的内阁权威。但是，既然相信君王信任是他的唯一凭籍，他就难以尊重严肃的政府工作，总是绕开常规途径，依靠自上命令专断行事。他贬低内阁会议的重要性，无视文官们的辛勒劳作，对同僚始终态度高倨。

既然宰相没有系统的行政规划，这就理所当然地造成了不同部长和国务秘书工作的各行其是，进一步破坏了行政统一性其次，他重视舆论宣传的意义，颇具眼光地积极介入传媒，赞助亲政府报纸，-再向舆论强调皇权与国家的天然联系，避免制定任何得不到受教育阶层和“资产阶级”支持的政策。

但是，他的宣传政策充满歪曲、夸大甚至欺骗要素，有失分寸地渲染帝相间亲密无度的关系，不惜篡改事实捍卫政府政策，廉不知耻地吹嘘自己的远见、技能和决心。他的做法经常是成功的，但最终却难免失败。

不论如何，以“奥伊伦堡-哈登”案件和“《每日电讯报》危机”为标志，威廉二世“个人统治”走向了终结。这给帝国政治造成极其深远的影响。

不切实际的蜜月:“新路线”与多项社会改革

1889 年 4月，鲁尔地区爆发了罢工浪潮。与俾斯麦的暴力镇压主张针锋相对，登基不久的威廉二世注意到的既往社会政策依然停留在社会保险层面，拒绝公权介入或工人主动性发挥，从而努回避劳资关系调整的弊端。

他认为，如果政府置身事外，公权就不可能了解工人的真正困境和需要:如果不能悉心听取工人意愿的主动表达,政府社会政策就难免失去客观性。这样由于缺乏正常沟通渠道，政府、企业主与工人的观点就会理所当然地错位发展,劳资纠纷就难免失去控制。

年轻气盛的皇帝很快着手行动，他命令威斯特法伦省长强迫资方提高工人工资他威胁要撤走军队，声称“以后假如富有的业主和厂长们的别墅被焚毁、他们的花园被踩，那他们就会顺从一点”，他接见矿工和矿主代表，警告他们避免向对方提出过分要求，这一没有先例的姿态为皇帝赢得了公众尊敬，被认为开启了通过劳资协商解决纠纷之路。

针对俾斯麦对保证民族工业竞争力的强调，皇帝的回应是一次国际会议就能解决问题，3月20日，卡普里维接替了老宰相的职位，“新路线”时代全面开启。“新路线”的决定者是皇帝，但做为政策具体统筹者，卡普里维最终比皇帝走得更远和更坚定。

它在内政层面声言在维持俾斯麦体制前提下变换施政方法，尤其应通过促进社会协调和增强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一种民族性政策取代以往偏祖容克贵族的阶级政策。最终，多项社会改革将成为“新路线”的最重要特点和成就。

多项社会改革政策为皇帝和卡普里维政府在底层赢得了声望。伯勒普什还有进一步改革计划，包括劳工保护的进一步拓展，手工业的重组和对工会的正式法律承认。但是出于作为理论基础的《二月敕令》只是宏观构想，并非正式法案，因而未能明确具体的实施方式或要求,这就导致它在政府与公众间形成截然不同的社会政治理解。随着时间推移，《敕令》的理想主义与现存社会政治秩序的冰冷现实发生了碰撞，危机来临了。社会政策重心逐渐从劳工阶层移往旧中间阶层，劳工保护政策陷入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