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囚犯待遇很差，所面临的刑罚也很严酷，根本不会对囚犯讲“人权”。

可是有一点却出人意料，男性囚犯在处决前，妻子会被允许来到牢房，跟丈夫共度一宵。

快活一晚上之后，第二天再将囚犯押上刑场砍头。

这一切让人难以理解，监狱为什么允许囚犯跟妻子见面相会，是官府刻意的临终关怀，还是另有什么目的？

相对于法治社会的今天，古代简直就是野蛮社会，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江山，刑罚极为严酷，老百姓一不小心就会触犯刑律。

古代有个很有名的说法“法严而奸易息，政宽而民多犯”。

意思是说，刑罚严了，品德败坏的人也会打消犯罪的念头，社会治安状况就会好转。

法律宽松了，就是品德好的人也没有顾忌，也可能会干坏事，社会治安状况就会一团糟。

因此，皇帝制定的刑罚往往都会比较严苛。

通过对小偷的处罚，可见一斑。

《秦律》中规定：如果你偷别人的桑叶，所得的赃款如果不超过一钱(古代十钱为一两)的话，就罚这个人做30天的劳役。

如果所得赃款在一钱到二百二十钱之间的话，你就必须被强制背井离乡。

赃款在二百二十钱到六百六十钱之间的，就要在犯人的脸上刺上字之后，再涂上墨，不光如此，还得服劳役。

所得赃款若超过了六百六十钱，那就要割掉罪犯的鼻子，在脸上刺字。

这还不算到头，必须同时服劳役。

对于小偷处罚都如此严厉，对谋杀、造反和抢劫之类重型罪犯的处罚就更不用说了，一般都是被处死，直接从肉体上消灭，以产生震慑效果。

至于执行死刑的方法也很残酷，听起来就让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

有“醢”刑，是把死囚剁成肉酱；有“脯”刑，把人制成肉干。

有“炮烙”之刑，即把人捆绑在烧红的铜柱上烫死。

还有“磔”刑，是将人处死后碎尸；“辜”刑是将犯人肢解；“剔”刑是肉骨分离；“刳”刑则是将人剖腹；“殄”刑则是诛连九族。

这说明，在古代，文明程度较低，刑罚也不人道，囚犯根本没有什么权益，不会讲待遇，也不会尊重人格。

他们想当然的认为，如果监狱追求人道了，那大家就不怕犯法了。

只有当人们听到处决死囚的过程就害怕的时候，他们才不敢犯法，统治者要的就是这个震慑效果。

但是古代也有很多看起来“文明”的地方，那就是死囚在处决前，可以喝“壮行酒”（也叫断头饭”或者“辞阳饭”），囚犯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最后晚餐，然后喝得晕晕乎乎的，这样可以没有恐惧地上路。

还有一点，那就是男性死囚在被行刑前夜，监狱方面会让他的妻子过来，二人度过一晚。

比如在古装戏《卷席筒》里，就出现这样一幕，囚犯宝山临刑前就被允许跟妻子见面。

同样的一幕，在周星驰主演的《九品芝麻官》中也出现过。

这就让人难以理解，既然古代文明程度很低，为何还会这样做？

要知道，直到现在，有的国家还不会允许囚犯临死前跟家属见面。

有的囚犯被处决了，才会通知家属。

民国时期也会允许政治犯跟家属见面，但是那里面有阴谋。说穿了就是让被执行死刑的人跟家属见面，偷听他们的谈话。

政治犯大都态度坚决，宁死不屈，不说出组织机密。

敌人使出这一招，想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除此之外，他们还想通过囚犯家属来感化当事人。

比如现代京剧《红灯记》里，日本宪兵队长鸠山让我地下工作者李玉和跟李奶奶见面，想让她劝说儿子改变立场，跟他们合作。

当然，他们的阴谋注定落空。

古人也很聪明，也会通过让家属跟囚犯见面，获得他们动刑不能获得的机密。

但是我们现在探讨的死囚跟妻子见面，不包括这样的场景。

他们这样做，一是为了增加潜在的劳动力，二是考虑传宗接代传统。

古代有两多，一是劳役多，二是战争多。

古代很多皇帝如秦始皇和隋炀帝，他们都好大喜功，搞世纪工程。

秦始皇在位的时候，世界八大奇迹他就创造了两个，即万里长城和兵马俑。

隋炀帝在位的时候，修建了大运河，也规模宏大。

至于战争，就更不用说了，动不动就出兵几万。

无论是修建工程还是发动战争，都是要死人的，“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劳动力就会短缺。

人是无穷财富，有人就可以创造剩余价值，创造人间奇迹，就能剥削他们，为帝国创造财富。

古代除了战争多和劳役多，医疗条件也很落后，人的平均寿命非常短，一般在30岁到40岁左右。

因此，如何能保持人口增长，很让统治者头疼，而让囚犯跟妻子见面，可以让妻子有可能怀上孩子，增加生育率。

其次，古代统治者无论是暴君还是昏君，都把自己打扮成“仁君”，标榜自己以“仁义”治天下，尊重儒家的孝道理念。

如果让死囚跟妻子见面，生下孩子，让他能传宗接代，尽孝道，也能为皇帝加分，说这个皇帝如何仁慈，让老百姓更拥护他。

还有，古人对于血脉传承非常看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如果一个男子没有为家族生育后代，那是莫大的罪过，死了也不会安息。

古代生产力落后，古人从事的都是重体力劳动，男丁是家里的顶梁柱，没有男人这个家就撑不起来。

除此之外，男人还承担着传递香火的重任，没有了后人，到清明节、中元节的时候，连个烧纸的人都没有。

在中国农村，有了儿孙就有了“霸权”，就可以扬眉吐气，遇到纠纷的时候，就可以咄咄逼人，用拳头代替讲道理，冲到对方家里打砸一番，然后笑着离开。

这样的场景，在旧中国农村经常出现，屡见不鲜。

反之，家里没有男丁，就会受人欺负，处于绝对的弱势，发生纠纷的时候，只能被动挨打，有理也寸步难行，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还有被吃绝户的可能性。

因此，死囚肯定想跟妻子见面，在最后一夜发生关系，让妻子怀上孩子，为家族兴旺，延续后代作出最后的贡献。

即使死囚是光棍汉，如果家里有钱，也会在最后关头花重金找一个适龄女子，为自己生下孩子。

此举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防止妻子改嫁，有了孩子牵绊，成为寡妇的女人，改嫁的时候就会考虑再三。

还有，妻子如果生了男孩，自己之后的生活也会有了依靠，也多了一个保护神。

常言道“寡妇门前是非多”，寡妇的日子很难过，丈夫死后，会有很多品德有亏的男人去献殷勤，软硬兼施去占有她。

“敲寡妇门”，在过去并不鲜见。

但是有了一个男孩之后，寡妇腰板就硬了起来，谁来骚扰的话，就要考虑一番，说不定会被揍得鼻青脸肿。

既然死囚跟妻子见面有这么多好处，何乐而不为？

那么，死囚跟妻子见面，到底是国家的明文规定，还是囚犯家属的个人行为？

有人说，“听妻入狱”制度兴起于东汉，到了魏晋时期成为成例，可以说是国家行为，但不尽然。

史书上说，一个叫毋丘长的男子跟自己的母亲在大街上正走着，遇到醉汉袭扰，男子为了保护母亲将其杀死。

官员吴佑对罪犯说：“你的行为正当，但是触犯法律也应该受到严惩，不然大家都以这样的理由杀人，社会不就乱了？”

罪犯一听，心服口服，愿意偿命。

判死刑之后，吴佑问罪犯：“你有妻子吗？”

罪犯长叹一声回答道：“有妻，只是还没有儿子。”

吴佑随即安排罪犯跟妻子见面，去掉了刑具，让他们随心所欲，直到怀上孩子。

罪犯非常感动，在刑场上对母亲说：“为了报答吴佑，我妻子如果生下的是个男孩，就取名‘吴生’……。”

无独有偶，晋书《乔智明传》也有类似记载，说一个张兑的青年为父报仇杀人，他虽有妻子，却无子嗣。

官员乔智明非常同情，就悄悄让罪犯回家，找机会跟妻子团聚生子。

有人怂恿罪犯逃走，罪犯说，乔老爷对我这么好，我如若逃走，岂不是连累了人家？

后来，罪犯妻子果然生下一男孩，他才心满意足地主动归案。

由此可见，听妻入狱现象也确实存在，虽未被写入国家刑律，但是能够被写入传记，这说明个别统治者对此是默许的，不然官员也不敢冒这个险。

总而言之，它比较人性化，符合现代文明的特征；但是它只适用于死囚和男性囚犯，跟现代的家属探视制度相比，就相差太远了。